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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其——卓越的科普作家

高士其（1905——1988），中国著名科普作家。生于福建省福州市，20岁从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先后就读于美国威斯康幸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不幸的是，在一次实验中他感染了甲型脑炎病毒，逐渐全身瘫痪。此后数十年间，尽管他“被损害人类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子上“，但依然向人们奉献了数百万字精美的科普文艺作品。

192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

高士其同每天一样，又是第一个来到了细菌学系实验室。他要给笼子里的豚鼠注射甲型脑炎病毒，然后取出它们的脑子进一步观察。说不上为什么，他的左耳道这几天发炎了，疼痛一阵阵加剧，身体也感到很疲劳。“要是能休息几天就好了！”高士其这样想。可是不行，他手中的实验停不下来。

“嘭！”正当高士其聚精会神工作的时候，他手中装满甲型脑炎病毒的试管爆裂了，毒液随之四溅，弄了他一身一手。同室的人见状，惊慌地呼叫起来。高士其并不害怕，他要征服这些毒菌。前些天研究一种食物毒菌，他还将一部分经过减毒的毒菌吞食下去，进行自身感染试验，令老师和同学们瞠目结舌。高士其迅速把破裂的试管做了处理，便又专心致志地继续试验。他没有想到，这次却种下了影响他终生的祸根。

半个多月后，他的左耳听不清声音了，脖子转动困难。最糟糕的，是一向挺麻利的双手却经常颤抖，怎么也不听使唤。这是怎么啦？高士其毕竟是正在攻读医学博士课程的高材生，他怀疑自己得了甲型脑炎。经医生诊断，他的假想得到了证实。患病的原因，就是那次破裂试管中的病毒顺着他正患炎症的左耳膜侵入小脑，从而破坏了小脑的运动中枢。医生预言，他最多还能活5年，好好安排后事吧！

高士其被判处了“死刑”，这个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他从医院出来，直觉得天旋地转，仿佛正沉落到一个黑洞洞的深渊，越陷越深。“难道一切就这样完了吗？”高士其痛苦地思索着，徘徊着。他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来美国求学的，本来学的是化学，先在威斯康辛大学，后又转入芝加哥大学。就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传来了姐姐被霍乱夺去生命的噩耗。“病菌，又是可恶的病菌！”高士其想到了得白喉死去的弟弟，他眼睛射出愤怒的火焰，“我一定要消灭这些害人的小魔王！”于是，他放弃了心爱的化学专业，进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决心做一名细菌学家。可是现在，和“小魔王”的战斗刚刚开始，自己又被击中了。

医生劝告高士其中止学业，立即回国休养。经过一番剧烈思想斗争的高士其，有自己的打算。尽管每周都要发一次病，发病时脖颈发硬；头往上仰，眼球向上翻；两手抖动不止，他还是坚持研究病毒、细菌，终于完成了医学博士的全部课程。

1930年秋天，高士其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这位海外游子是怀着满腔热忱归来的。而等待他的却是饥饿和失业。他曾在南京中央医院弄到检验科主任的差事，可连申请购置一台显微镜都得不到批准，这如何能行？他离开了。后来他到上海，住在一个窄小的亭子间，靠做翻译工作和当家庭教师来维持生活。由于经济困难，营养不良，他的病症加重了。这时，他与董纯才、张天翼、艾思奇等进步文化界人士有了往来。文思奇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介绍给他，使他在艰难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他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消灭害人的“小魔王”，必须先消灭社会上的“大魔王”。从此，他便用颤抖的手拿起了笔，以此为武器，奔向擒拿大小“魔王”的战场。1933年，他的第一篇科普作品《三个小水鬼》发表了。1935年，又发表了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此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短短几年就写出了上百篇科普作品和论文，为中国科学文艺作品的诞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个期间更改了自己的名字。本来，祖父给他起名“高仕棋”，“仕”反映其书香世家，“棋”则是现从康熙字典查来的，原因是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金。 当他郑重地用起“高士其”这个名字时，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仕棋”两字的偏旁去掉，他认真地解释说：“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1937年夏初的一天，文思奇来向高士其辞行。“你到哪里去？”“延安！”艾思奇附在他耳边小声说。高士其激动了，攥住文思奇的手恳求一同前往。他这时行动已很困难，可心情相当迫切：“我一定要到延安，我一定能到延安，就是爬，我也要爬到延安去！”不久，他接到艾思奇从延安捎来的信，在“八一三”隆隆的炮声中离开上海，前往延安。他身体残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奔向延安，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两个月后——1937年的11月，他终于奇迹般地来到了宝塔山下。当毛泽东同志紧紧握住高士其的手，高声说出“欢迎你，中国红色的科学家”时，他觉得一股暖流直涌心间。那天夜里，他睡不着觉，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

不能走路

也来到延安

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

赶走日本强盗！

还我中华河山！

在延安，高士其的生命获得了新的力量，他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写作、讲课，孜孜不倦地工作着。而那里的医疗条件是很恶劣的，高士其的病情日益恶化，终于全身瘫痪。组织上全力挽救他的生命，派人护送他经重庆去香港治疗。此后，他辗转流亡于九龙、广州、桂林、上海、台湾，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一方面同疾病斗争，一方面坚持创作。诗歌《黑暗与光明》、《给流血的朋友》、《我的原子弹也在爆炸》等，科学论文《自然运动大纲》、《跃进三百年序》、《天的进行曲》以及《新科学与新民主》等，都产生在这个时期。这些作品笔锋尖锐，既阐述了自然发展的规律，也揭露了敌人的罪恶，表明高士其已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1949年5月，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高士其经香港来到北京。在融融春色中，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他，并安排他住进了北京医院。10月1日，他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庄严的开国大典。后来，他这样叙述当时的心情：“我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在全国人民胜利的欢呼声中，我的病所给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的风吹走了。”在北京平面胡同的一套房间里，高士其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活。

每天，当太阳刚一升起，他便起床、穿衣，在别人的帮助下吃早点。然后，用10分钟时间做简单的医疗体操。接着是看报，首先是《人民日报》还有《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高士其的写作方式是很特别的。他瘫痪后，不仅腿不能走路，手不能握笔，下肢僵硬脖颈歪斜，而且连说话能力也逐渐丧失，听力也很微弱。每创作一篇作品，他都要把阅读过的重要资料分析、整理，反复思考，在脑子里形成初稿。当秘书在他身旁坐下时，他便一个字一个字地口述腹稿，由秘书记下来。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发音也不清楚，秘书必须集中全部精力才听得懂。有时候遇到一个难懂的名词，他必须反复地说十几遍，或在纸上写半个多字，秘书才能领会。到后来，他干脆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嗯嗯”、“呵呵”的声音，得由秘书或妻子接口型 “翻译”成文。就这样他一天天地都在写，每天只能写七八百字。写好之后，还要三番五次地反复修改。在差不多40年的时间里，高士其就用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创作了400多篇科普论文和科学小品、200多篇科学诗歌，汇编成20多本书，总计达500多万字。这是多么丰硕的成果！这又是多么艰苦的劳动！

高士其在用心血著述，在以生命创作。他的作品，每一个字都融进了科学真理、爱国激情和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为了搜集科普素材，他曾坐着轮椅到鞍钢、到大庆、到呼伦贝尔草原、到西双版纳丛林。即使在那寒凝大地、是非颠倒的日子里，他也不曾向恶势力屈服，继续着自己的事业。1975年1月，他趁参加全国四届人大的机会，当面向周总理陈述了对科普工作的建议；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又向中央领导同志呈递了加强科普工作的意见书。有时，他甚至因连续创作突发急症，经医院抢救方能脱险。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能使他放下战斗的笔，都不能停止他生命的追求，正如他在《生命进行曲》中所吟唱的那样：

在冰雪的南北极，

在炎热的赤道上，

在海拨两万尺的高空，

都能找到你的影踪。

饥寒、疾病和一切自然灾害，

是你的敌人。

你和死亡搏斗，

在生存斗争中取胜。

生命啊，我赞美你，

你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你歌唱欢乐的大地，

你歌唱喜悦的春天！

当社会主义祖国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高士其的科学文艺创作也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路程。1984年12月，人们在北京隆重集会，向他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和美好祝愿。此后，他依然一如既往，致力于科学普及工作，直到1988年12月19日逝世。

在悼念这位科学文艺作家的日子里，人们盛赞他的伟大人格，不断地吟咏他写下的赞颂天庭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诗句。其实，高士其本人就是一个盗火者——**人类智慧之火，“将科学和文明遍撒人间”。在中华民族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的伟大进军中，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高士其的名字。

科普产品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是事业单位吗

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AHS） 是国际科学技术史界的最高学术荣誉机构，由 院士 和 通讯院士 组成，成员为终身荣誉称号。该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8月17日，发起人为 梅力 （Aldo Mieli）、 雷伊 （Abel Rey）、 萨顿 （George Sarton）、 西格里斯特 （Henry E. Sigerist）、 辛格 （Charles Singer）、 萨德霍夫 （Karl Sudhoff ）和 桑代克 （Lynn Thorndike），总部设在巴黎。每 三年 增选一次，由两名以上不同国籍院士提名，由全体院士无记名投票并经理事会全体会议通过。本轮院士及通讯院士增选投票于2018年11月进行，2019年5月25日确认了2018年成员增选结果。

柯瓦雷 是科学思想史学派的开创者， “柯瓦雷奖章” 由国际科学史研究院设立，旨在表彰对科学史事业具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史家。该奖项自1968年首次颁发，在1989年后固定为每 两年 评选一次，至今共颁21次。 刘钝 教授2019年荣膺该奖是 中国科学史家第一次获此殊荣 。

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竺可桢 （1961年）、中医学史学科创始人 王吉民 （196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 席泽宗 （1993年）、原国际科学史学会主席 刘钝 （2002年）、国科大教授 孙小淳 （2016年）、西北大学数学学院教授 曲安京 （2016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 张柏春 （2019年）。

吴国盛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2019年）、 冯立升 （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2019年）、 郭书春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019年）?、 邹大海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019年）?、 张大庆 （北京大学医学部，2019年）、 关增建 （上海交通大学，2019年）、 纪志刚 （上海交通大学，2019年）、 王思明 （南京农业大学，2019年）、 郭世荣 （内蒙古师范大学，2019年）

吴国盛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系主任。

冯立升 ，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郭书春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著有汇校《九章算术》及其修订版、《九章筭术新校》《古代世界数学泰斗刘徽》及其修订版、中法对照《九章算术》（合作）、《九章筭术译注》及其修订版、《论中国古代数学家》《郭书春数学史自选集》等十余部学术著作，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数学卷》《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华大典?数学典》等近十部学术著作。现为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刘徽李淳风贾宪杨辉注《九章筭术》研究与英译”首席专家。

邹大海 ，研究领域基本限于中国传统科学史，涉及中国数学史、中国古代无限思想史、中国早期科学思想史、中国古代力学知识史、中国数学史学史等方面。

张大庆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关增建 ，主要从事计量学史、物理学史、科学思想史和通识教育等领域的研究，现为人文学院历史系特聘教授、学校文科与通识教育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常务理事、科普与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是中国科协聘任的科学技术史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关增建教授的计量史研究在国内外享有声誉，日本计量史学会已故名誉理事长岩田重雄先生曾经指出，“他的研究范围极广，仅其部分研究内容就涉及中国古代计量理论、制定计量单位的科学过程、天文计量史、中国计量与科学的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中国古代计量和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国和东亚国家的计量交流史等多个分支。此外，他自1998年以来，还得到财团法人松下国际财团的研究资助。其业绩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评价。因此，他和丘光明成为中国计量史界的双璧。”?

纪志刚 ，主要从事数学史、数学与文化、中外数学知识的交流与传播等领域的研究，现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中国数学会数学史分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兼任全国数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图书馆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纪志刚教授致力于13～16世纪中国数学在拉丁西方的传播与影响，关于斐波那契《计算之书》与中国古代数学问题和算法的相似性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近年致力于17世纪耶稣会士汉译数学文献研究，在《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文献的整理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先后主持了多项科研项目，与国内外同行有广泛的学术交流，获得良好的学术声誉。

王思明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科学技术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技史学会农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

郭世荣 ，科学技术史研究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85年在本校获得硕士学位，留校工作至今，期间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韩国延世大学做访问学者。担任国际数学史委员会执行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学会理事长、全国数学史学会理事长、5个重要专业刊物的编委等学术职务，是国内外有影响的科学史专家。从事科技史研究与教学30年，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数学史、少数民族科技史、中外科技交流史、清代科技史等。先后主持各类科研项目20余项，出版著作(包括合作)12部，发表论文130多篇。与国内外同行有广泛的学术交流，获得良好的学术声誉。

华罗庚的有关资料

属于国企的。

公司信息：

国企 / 100-499人

公司行业：

外包服务

科普产品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简介一、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概述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是以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国家、地方两个层面创新基础能力的合理布局为目标，在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地方特色产业链、地方主导产业等有较好创新资源基础的领域，选择具有地方特色和优势的工程研究中心，给予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命名和项目支持。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针对每个领域只命名一个，因此，具有较强的排他性优势。二、科普产品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成立背景

安徽省科普产品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科普中心）是2008年经安徽省发改委批准，由安徽省科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组建成立的国内首家集“产、学、研、用”为一体的省级科普产品工程研究中心，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邓楠同志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同志共同为科普中心揭牌。

科普中心下设芜湖和蚌埠2个分中心，建有七大研发和工程化机构，分别是：科普云应用研究室、语音科普应用研究室、科普产品标准化与认证研究室、“做中学”儿童益智科普研发平台、智能识别科普应用平台、机电一体化技术科普应用研究室、科普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2010年，为了更好的进行市场化运营以及承接国家的重大研究专项，安徽省科普产品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在科普中心的基础上组建成立，并与2012年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经过六年发展，安徽省科普产品工程研究中心在科普产品创意设计、技术研发、课题研究、专利申请、标准制定、产品销售等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果：研发的“社区科普之家”系列产品得到了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希同志的高度评价，并成为中国科协与财政部共同实施的“科普益民计划”推荐采购产品，有望在全国范围内的科普示范社区推广应用；基于网络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和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新需求启动的“科普云”计划，得到了国家、中央部委及省市政府领导的支持与肯定；同时，科普中心还成功获得科技部2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1项国家科技惠民计划支持；荣获中国科协命名的“全国科普创作与产品研发示范团队”荣誉称号；获得专利授权104项、软件着作权3项，成为合肥市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承担国家标准编制预研课题2项。

在不断取得成绩的同时，为了更好地促进科普产品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机制的完善，有效地加快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科普中心于2013年3月启动申报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以期为实现区域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提供技术支撑，并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

经过项目方案起草、专家论证、修改完善、主管部门审核、国家发改委审批等过程，2013年10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3年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的批复》（发改高技［2013］2064号），安徽省科普产品工程研究中心被批复为“科普产品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从而正式升格为国内唯一面向科普产品研发及产业化的国家级创新平台。叁、科普产品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的战略目标和建设规划

科普产品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将面向国家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重大战略需要和地方科普特色产业发展需求，顺应网络化信息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坚持自主研发与集成应用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应用示范与辐射推广相结合的工作原则，以研发品牌产品、突破关键技术、打造特色服务为工作目标，通过机制创新，整合资源，开发公众易于接受的、与高科技深度融合的科普产品，重点突破科普智能语音交互技术、科普云平台搭建关键技术，制定科普产品相关标准，构建涵盖云平台服务、标准化与认证服务、工程咨询服务、人才培养服务、示范推广服务的科普产业特色服务体系，将工程研究中心建成集研发、集成、创新、示范、推广为一体的国际一流的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

具体的发展规划是着重打造叁大平台和共建叁大基地。带动科普产品升级换代，引领科普产业健康发展。

打造叁大平台：

(1)科普资源共建共享平台。科普产品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将通过打造科普资源共建共享平台，推动产业相关资源的流动与共享，提升科普企业资源开发能力，降低资源开发风险，提高科普资源利用效率。在资源共建共享的基础上，扶持科普企业发展、培养科普专业人才、联合相关单位承担国家重大科技计划、指导高校参与科普产品创意创新大赛等。与此同时，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将通过中国科普产品博览交易会促进科普产品供应商与需求方的交流，通过安徽省科普文化产业协会增强科普企业之间的交流，通过科普产业论坛加深专家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从而发挥科普资源共建共享平台的交流职能。

(2)科普产品标准化与认证平台。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将通过打造科普产品认证平台，在研究科普产品标准体系的基础上，制定具体产品标准，开展科普产品认证，建立市场准入机制，保障科普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3)科普产业国际合作平台。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将通过与国外一流科普产品技术研发机构和企业合作与交流，不断提升我国科普产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共建叁大基地：

(1)科普产品关键技术研发基地。科普产品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通过进一步聚集优势科技资源，与相关单位共建科普产品关键技术研发基地，突破产品共性技术瓶颈，支撑科普产业健康发展。

(2)科技创新资源向科普资源应用转化基地。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将对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单位的科研成果和科技信息资源进行科普应用转化，提高科技创新资源向科普产品应用转化的效率。

(3) 科普产品关键技术集成与产业化基地。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将通过自主研发、与合作单位联合研发、引进消化吸收等方式取得在科普产品关键技术上的突破，集各家之所长，将高新技术引入到科普产品的开发中去，研究解决科普产品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大力促进高新技术科普产品的产业化。

通过打造叁大平台、共建叁大基地，科普产品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将聚集优势科技资源，围绕产业技术需求组织科研攻关，通过产业关键技术的突破和高新技术在科普领域的转化应用，增强科普企业的研发实力，培养科普产业优秀人才，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推动科技与文化、科技与艺术的融合，提高科普产品的智能化、数字化、艺术化、娱乐化水平，扩大工程中心的辐射引领作用，带动科普产品的升级换代，从而提高科普资源的传播效率和覆盖率，以老百姓喜闻乐见更易接受的交互方式让社会公众共享科技发展的成果，切实有效地提升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助力完成2015 年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比例达到5%的国家战略目标。

华罗庚一生都是在国难中挣扎。他常说他的一生中曾遭遇三大劫难。自先是在他童年时，家贫，失学，患重病，腿残废。第二次劫难是抗日战争期间，孤立闭塞，资料图书缺乏。第三次劫难是“文化大革命”，家被查抄，手槁散失，禁止他去图书馆，将他的助手与学生分配到外地等。在这等恶劣的环境下，要坚持工作，做出成就，需付出何等努力，需怎样坚强的毅力是可想而知的．

早在40年代，华罗庚已是世界数论界的领袖数学家之一。但他不满足，不停步，宁肯另起炉灶，离开数论，去研究他不熟悉的代数与复分析，这又需要何等的毅力寻勇气！

华罗庚善于用几句形象化的语言将深刻的道理说出来。这些语言简意深，富于哲理，令人难忘。早在 SO年代，他就提出“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 华罗庚虽然聪明过人，但从不提及自己的天分，而把比聪明重要得多的“勤奋”与“积累”作为成功的钥匙，反复教育年青人，要他们学数学做到“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经常锻炼自己。50年代中期，针对当时数学研究所有些青年，做出一些成果后，产生自满情绪，或在同一水平上不断写论文的倾问，华罗庚及时提出：“要有速度，还要有加速度。”所谓“速度”就是要出成果，所谓‘加速度”就是成果的质量要不断提高。“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某些部门，急于求成，频繁地要求报成绩、评奖金等不符合科学规律的做法，导致了学风败坏。表现在粗制滥造，争名夺利，任意吹嘘。 1978年他在中国数学会成都会议上语重心长地提出：“早发表，晚评价。”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努力在我，评价在人。”这实际上提出了科学发展及评价科学工作的客观规律，即科学工作要经过历史检验才能逐步确定其真实价值，这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 观规律。”

华罗庚从不隐讳自己的弱点，只要能求得学问， 他宁肯暴露弱点。在他古稀之年去英国访问时，他把成语“不要班门弄斧”改成“弄斧必到班门”来鼓励自己。实际上，前一句话是要人隐讳缺点，不要暴露。华罗庚每到一个大学，是讲别人专长的东西，从而得到帮助呢，还是对别人不专长的，把讲学变成形式主义走过场？华罗庚选择前者，也就是“弄等必到班门”。早在50年代，华罗庚在《数论导引》的序言里就把搞数学比作下棋，号召大家找高手下，即与大数学家较量。中国象棋有个规则，那就是“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1981年，在淮南煤矿的一次演讲中，华罗康指出：“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助；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点。”意思是当你见到别人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说，另一方面，当你发现自己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修正。这才是“君子”与“丈夫”。针对一些人遇到困难就退缩，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华罗庚在给金坛中学写的条幅中写道：“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说到了黄河心更坚。”

人老了，精力要衰退，这是自然规律。华罗庚深知年龄是不饶人的。1979年在英国时，他指出：“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这也可以说是他以最大的决心向自己的衰老作抗衡的“决心书”，以此鞭策他自己。在华罗索第二次心肌梗塞发病的，在医院中仍坚持工作，他指出：“我的哲学不是生命尽量延长，而是昼多做工作。”生病就该听医生的话，好好休息。但他这种顽强的精神还是可贵的。

总之，华罗庚的一切论述都贯穿一个总的精神，就是不断拼搏，不断奋进。

华罗庚是中国现代数学家。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省金坛县，1985年6月12日在日本东京逝世。1924年初中毕业后，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不到一年，因家贫辍学，刻苦自修数学。1930年在《科学》上发表了关于代数方程式解法的文章，受到熊庆来的重视，被邀到清华大学工作，在杨武之指引下，开始了数论的研究。1934年成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研究员。1936年，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剑桥大学工作。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46年，应苏联科学院邀请去苏联访问三个月。同年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邀请任研究员，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1948年开始，他为伊利诺伊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数理化学部委员和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席团委员等职。还担任过多届中国数学会理事长。此外，华罗庚还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华罗庚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家，他的名字在美国施密斯松尼博物馆与芝加哥科技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中，与少数经典数学家列在一起。他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又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荣誉博士。

华罗庚在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广泛数学领域中都作出卓越贡献。

由于华罗庚的重大贡献，有许多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定理、引理、不等式、算子与方法。他共发表专著与学术论文近三百篇。

华罗庚还根据中国实情与国际潮流，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研制。他身体力行，亲自去二十七个省市普及应用数学方法长达二十年之久，为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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